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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】福島核災發生後，死守電廠全力進行搶救的「福島五十人」受各界推崇，這些工人必須在全黑的電廠內，面對高劑量的輻射污染，穿戴厚重防護設備工作，隨時都有生命危險。

「福島五十人」讓外界看見基層工人的責任感，卻也暴露出核電廠勞動環境的高危機。長期從事職業災害、污染等相關研究的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主任彭保羅，在「核電員工最後遺言」一書中道盡核電員工的無奈。

原本在日本以「熊本縣水俁市水銀公害引起的水俁病」為題，進行博士研究的彭保羅，結束博士論文後留在日本東京的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，當時他的老師安妮•泰伯尼蒙是法國做核電工人研究的重要學者，受她的影響，博士後研究就以日本核電工人為主要對象。

職災嚴重性 包商多隱瞞

不論是日本或是法國，核電廠工程都經由層層發包，交給外包公司的工人負責，工作項目有難有易，工作環境常受輻射威脅。雖然如此，1979年到1999年中間，僅有13人向勞動局申請職災賠償，其中也只有9人通過申請，其中3人是1999年東海村臨界事件的死亡員工。除了這3人的賠償申請過程比較迅速以外，其他的申請案件通常要拖延許久。

彭保羅向勞動局詢問職災認定標準，勞動局卻沒有明確回應。這些申請者的資料屬於不公開文件，外界難以得知核電職災嚴重性。彭保羅表示，在日本，受輻射污染罹病的工人，因為害怕自己與家人受歧視，大多傾向不公開。社會的歧視心理使得工人遭輻射比例充滿黑數。包商也害怕讓電力公司知道工人罹病，將失去承包資格，多傾向隱瞞。

輻射累積值 換廠重新算

此外，工人每日工作的輻射累積表並不是放在工人身邊，而是集中管理，工人如要申請職災賠償，必須透過公司去調閱資料。但許多小包商經濟不穩定，隨時可能倒閉，一旦倒閉，工人就拿不到資料，無法求償。

今年3月福島核災爆發前夕，日本文部科學省公佈一項核電工人健康狀況的調查報告，調查對象是21萬名核電工人，彭保羅表示，這份報告的方法論很有問題，根據調查結果，工人體內平均輻射累積劑量是13.3毫西弗，實際上5毫西弗就已達到申請職災賠償的標準。而且這個數字還是經過平均，沒有討論不同工作項目個別的曝露量以及罹患疾病種類。」

每個人對輻射的身體反應不同，即使在標準數值內，也會讓某些人罹患癌症，這些所謂的標準值，並不是一條絕對安全的界線，流行病學的調查應該更加仔細。不過這種調查上粉飾太平的手法，在官方資料中卻很常見。

罹患疾病後的職災申請困難，核電廠的工作往往由社會階層較低，或受歧視的部落民承擔。彭保羅指出，日本80年代出現許多核電工人的相關研究，研究者發現電力公司前往臨時工聚集點網羅勞動力，工作結束後再將他們載回這些集合點。這些臨時工的健康調查不會出現在勞動局的統計中。

雖然官方規定核電工人每年體內累積輻射量上限，但這個數值不是「總數」，而是個別電廠的數值。換句話說，今天在福島核電廠工作導致輻射累積至上限的工人，明天可能換到濱岡電廠上班，輻射累積值則重新計算。這些從一個電廠遷移到另一個電廠的底層工人，被稱為「核電吉普賽人」。

根據日本經濟部門的資料，罹患白血病或癌症的工人大多都是「社員外」，也就是包商的工人，相反的，電力公司的人卻很少進入高輻射場域。相較於日本，雖然法國的核電廠與電力公司都是國營企業，但下游工程也是外包給廠商，且核電工人的健康調查資料也不願公佈，導致勞工權益被犧牲。

他指出：「雖然歐洲曾因車諾堡事件受到嚴重影響，法國政府卻不斷告訴民眾沒有受到輻射污染，實際上，地勢較高的地區都受到嚴重的輻射傷害。」

福島核災發生後，東京電力公司出現缺工現象，下游包商都以模糊的「徵人訊息」欺騙一般人到核電廠打工。彭保羅表示，這些徵人廣告只說是到福島電廠去打掃，卻沒有說是在福島一號電廠內，而且這些工人也沒有進行職前訓練和勞工保險，一個小時僅一萬多塊日幣，工作危險程度與薪資本不成比例。

工人罹癌危機不斷增加

2007年來到台灣後，彭保羅持續關心職業災害的問題，曾經訪談核一、核二的包商工人，發現台灣核電廠技術人員專業知識不足，且維修時間越來越短，影響工作品質，定期保養的間距卻越來越長。為了趕著完成工作項目，工作人員只好將輻射計量器擺在沒有輻射的地方，假裝體內的輻射還在標準值以內。雖然工作風險高，且面臨罹癌危機，但是台灣的外包工人一天工資才2,500元，一天工作4小時。

「即使是不需要技術性的工作，工人都會很有責任感的完成，每次想到他們在高風險的情境下工作，都會讓我非常感激。」彭保羅呼籲台灣民眾，千萬不要去核電廠工作。

看見台灣在福島核災後還不願修改核能政策，面對民間團體呼籲向德國看齊時，台灣政府卻以「德國要向法國買電」為由反擊。彭保羅說，德國核電比率很低，他們平常就有備載電力，根本不必向法國買電。他希望台灣多學學德國，不要再使用高危險且嚴重威脅勞工健康的核電。